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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泰國北部邊境作戰陣亡官兵，因身分難辨，僅能以「6人塚」、「8人塚」及「10人塚」合葬。歷經數十載風雨，殘破墓碑在國防部與中華民國僑胞挹注之下，煥然一新，永誌這段血脈相連、永垂不朽的壯烈篇章。（軍聞社呂尚俞）

（軍聞社記者呂尚俞側寫）「我是泰國人華裔」、「我是泰國人」、「我是中華民國的人」。在泰北的一場場訪談裡，雲南反共救國軍及其後裔句句真實的自我介紹，說出了跨越數十年的身分難題：「我是誰？我屬於哪個國家？」 　歷史的重要性不只在於回顧，更在於「如何被說出來、如何被傳下去」。泰北義民文史館主任委員王紹章，是民國112年協助雲南反共救國軍牌位返回臺北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的重要角色，這次的採訪拍攝也是在王主委的穿針引線下，訪談數位老兵與孤軍後代，讓歷史有了更完整的敘事角度。 　「李彌將軍說今天是30日晚上（當時的除夕夜），我們隔年30日晚上就在昆明（回家）過除夕。」雲南反共救國軍謝司順，目前高齡97歲，回憶起當初轉進泰北的過程，他表示，每天都在打仗，面對共軍的勸降與壓迫，軍隊仍選擇不放下武器，而這段經歷，讓後代對「國家」與「歸屬」，有一份難以割捨的責任。 　老兵張國強回憶，自己出生在泰緬邊界，國籍已是泰國，他提到自己四歲時，隨家人自緬甸逃難入泰，沿途看見走不動的人躺在路邊，那「絕望的眼神」，多年後仍清晰恍如昨日。 　清邁地區華文學校聯合會會長王世璽提到，早年在缺水缺電的艱困環境中，獲得中華救助總會長期支持，才得以維繫生活與教育。他說，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及民間團體的支援，許多家庭可能早已無以為繼。這份感念，也讓自己更在意「歷史被怎麼書寫」，因為對他們而言，教材、用字與敘事，不只是形式，而是身分的確認。 　在歷史論述上，雲南反共救國軍後代也期待以客觀的方式，讓社會看見這段特殊脈絡。義民文史館秘書李守寰表示，過去認識父輩是透過小說家柏楊的「異域」，以小說的渲染方式，強烈地訴說傷痛。但他希望用「中性」的詞語去陳述，讓更多人願意接納、願意理解，也願意替這段記憶傳頌，因為唯有被理解，歷史才不會被簡化成標籤。 　張國強亦提及王紹章主委推動「迎靈」，將雲南反共救國軍前輩的靈位，回歸安奉於中華民國的領土，以完成心願，讓後代有所追憶。張國強說，許多前輩一生漂泊，臨終前仍惦念「回到該回的地方」；對後代而言，這不僅是儀式，更是一種溫柔的回應。當身分被拉扯，至少讓前輩在最後一程，回到他們認定的家。 　採訪團隊深入泰國北部地區、親赴泰緬邊境，感受低鳴奔淌的湄公河，依然川流不息；來到泰北義民文史館，親眼見證被地雷奪去下肢的老兵，拄著拐杖、身軀殘缺卻挺拔，細訴當年。興華中學的孩子們，用稚嫩卻嘹亮的聲音，齊唱中華民國國歌、國旗歌及愛國歌曲「梅花」，那純粹的旋律回盪在腦海中，久久不散。 　走進陣亡烈士的墓園，土丘上滿坑滿谷的墓碑，當年英勇殉國的人數超乎想像。聽著前輩回憶當年如何憑藉雙腳，翻山越嶺游擊作戰、浴血突圍，那份堅韌的精神，教人佩服得五體投地。這趟旅程，不只是對過去的追尋；更是對這群在異域守護忠義、與命運拚搏的前輩們，致上最深沉的敬意。